谌洪果：川普之后，我们该反思什么？
1918年底的德国，寒冬中充满躁动不安的革命狂热气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人类的文明秩序面临何去何从的迷茫。然而，时代的趋势正向着非理性的方向滑行，胜败双方并没有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对慕尼黑自由学生同盟发表了《以政治为业》的演说。韦伯一开始就提醒，他的演说可能会让大家失望，因为他并不就当前的那些时政问题表达什么立场，也不对如何选择和行动提供什么建议。他认为，陷入这些太具体的纷繁当中，无助于理解政治作为神圣召唤的意义。
在韦伯看来，政治家在激情之外，还需要判断力，而判断力是一种沉心静气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它要求自身与卷入其中的人和事保持距离。对政治家而言，没有这种距离感，是无能的体现，更是致命的大罪。
2020年美国大选，无异于一场狗血闹剧。对立双方入戏太深，陷入执迷当中。反对川普的人空前团结起来，用某君的说法，“我们数年来浴血奋战”，只有一个目标——让川普滚蛋；而川普自大选投票两月以来，死不认输，进退失据，方寸大乱，走火入魔，以至于2021年1月6日煽动支持者占领国会山，造成流血惨剧。以总统之尊，竟然如此蔑视基本宪法秩序，导致严重制度危机，这种罪过是我作为法律人难以容忍的。尽管从个性层面，我仍然佩服川普的特立独行和战斗精神。
韦伯指出，政治家的激情和判断力，都指向所应担当的根本的政治责任。责任伦理强调，政治家要时刻从公共利益出发，考虑行动的后果，要把事做成，而不是把事搞坏。在政治领域，责任永远高于出自个人利益和性情的爱恨。你要从事政治，你就必须强韧地压制自己的心魔。这种责任感尤其体现在政权过渡的敏感时期。面对德国在一战的失败，韦伯曾告诫那些未来将承担政治责任的年轻人，战败者要有勇气严峻地向敌人承认，“我们败了，你们得到了胜利，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就牵涉到的实质利害，以及更重要的根据对未来要负的责任，来谈应该得出的结论。”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反观川普，既丧失了失败者应有的尊严，也让国之重器总统这一职位蒙羞。
然而，这是川普一人之过吗？川普执政四年来，反对者一场场必置对方于死地的搏杀眼花缭乱，令人厌恶。川普的确毫无风度，但他的反对者们，那些精英绅士的风度何在？川普宣称要清干华盛顿沼泽地，而对手们则视他为肮脏的泥淖。要我说，双方如同在泥泞中扭打的人，在相互泼污的过程中，也让这沼泽越来越深，污水越搅越混。在此我不得不引用毛泽东的两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此情此景下，这番话闪闪发光，成为真正的普世价值，输入到灯塔国那里。
四年前川普的质问至今振聋发聩：美国到底是自由的国度，还是民主的幻象？不管川普的品行及成败如何，他对盘根错节操纵世界的利益集团的指控和挑战，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以平等的政治正确而自诩的民主派对面，川普何尝不也在以共和的精神捍卫着公正的价值？可惜的是，在急着要把川普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同时，胜利者似乎丧失了倾听和理解对方的耐心与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川普的敌对者们越是团结一致取得了对川普的胜利，就越印证了川普对美国问题的诊断的合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川普之疾，也不过制度之病的症状而已。把支持川普的七八千万选民简单粗暴地视为脑残、盲从者、极端者、红脖子等等，否认他们的基本利益和诉求，这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恶化了问题。一个健康繁荣的社会离不开广泛的社会民情基础，尤其是对那些被边缘化、沦为少数的loser的声音，要有足够的尊重与善意的回应。他们有权利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不是被华盛顿、硅谷、好莱坞、常春藤和媒体界的精英话语权所代表、所压制。
政治极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互相指责对方反民主、反自由，阴谋下作等等。在此我想探讨一个问题，川普是如同希特勒、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吗？为川普辩护的人说，哪有这么被媒体一致反对、封杀，被反对派成天设绊、弹劾的独裁者？对此的反驳很干脆：川普想要推翻民主大选的结果，就是独裁，只不过是因为制度的设计和反对者的阻击，他才没机会实现独裁而已。可是，这种驳斥理由也未见得合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拜登也是独裁者，任何人都是独裁者，只要他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可是，川普总统明明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制约啊。因此，说他独裁有意义吗？问题不在于川普是不是独裁者，问题在于你自己是不是也可能成为独裁者。不管是川普还是反对者，当每个人自以为义、以自我为中心，就需要警惕可能成为独裁者。而这不正是美国制宪者们关切的重心么？只有以野心对抗野心，才能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到底信任还是不信任？那些反对川普的人，看来既信任又不信任。他们相信，如果连这个制度都对抗不了独裁，那人类文明真的没戏了。反过来，如果制度如此值得信任，那么他们对川普的愤怒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真的是一种情绪了。相比而言，我从一开始就压根不相信，川普能改变选举结果。怎么可能？
美国大选，令广大中国人民比美国公民还要入戏，还要撕裂。乌七八糟的信息加剧了各种阴谋论的认知思维。我的朋友江雪说，这是由于太多人缺乏基本的媒介素养。我想，是不是还得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会缺乏媒介素养？一是不懂英文，不能看到一手信息。二是长期以来被宣传灌输洗脑，失去了分辨的能力。第三，可能更切实的是，我们只想看到符合我们期待的信息。不要对我说这种状况只在川粉中间发生。反川者也习惯性地选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媒体在追求专业主义之外，不也都有各自的立场么？是的，我相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主流媒体的专业能力，可是，我更相信以专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有选择的倾向性报道的杀伤力。
川普的推特账号及其他网络发声渠道被全面封杀，再次凸显了极化政治下基本自由遭遇的威胁。没有自由，不要奢谈事实与公正。当很多反川者在极力证明封杀川普并没有违背言论自由时，我想说，言论自由的定义本来就应该与时俱进合理调整。以想象中的川普言论有危害，进行实质性审查，集体出手直接封杀，真的就如此自信公义在握、替天行道？在今天互联网平台具备比公权力甚至更大的垄断、影响和政经利益的情况下，为何就不可以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重新确定言论自由的边界？我倒觉得，川普就言论被封杀而提起法律诉讼，锲而不舍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比那些捕风捉影的选举舞弊诉讼要有价值多了。
无视真相也好，阴谋论也好，支持川普的最大动力就是认为川普的内政外交政策可以推动我们的进步。在我看来，这是最荒唐的一厢情愿。姑且不谈美国今天以及今后对华政策的共识和连续性，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从来都不能寄望于外在的压力或力量。从我个人而言，这些年来，我深陷在自己的泥潭中，我对川普和美国政治既无暇顾及，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更没有丝毫的幻想。我只知道，外在的改变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改变，而内在的改变，尤其是观念的建设，最关键而又路漫漫，却又没引起足够重视。我们只能扎实地、一点一点地积累我们的自由，除此别无他途。可现状是，当美国大选最终落幕，人家继续在制度纠错中前行，心灵的废墟全留在了我们这里。
我想再说说伴随川普执政和美国大选而兴起的国内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的前提和对象本应是自由，而自由又是与人的理性能力密切关联的。遗憾的是，有些名曰保守主义的人，在如何具体看待川普问题上，在为各种阴谋论推波助澜，并且展现出反自由反平等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但他们同样认为真理在握，很难自省。此外，我对保守主义的学理论证进路比较失望，其中充斥太多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东西，修辞和雄辩大于证据和论证，尽管他们的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与冷峻残酷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似乎并行不悖。不管历史是由什么样的更高意志决定的，人仍然有责任让一切行动和选择，接受理性法庭的公开的检验。
然而，理性不是全部。我们要在善用理性的过程中认识到理性的边界。而理性的边界，来自于对人性的幽暗、复杂、有限、软弱有着清醒的洞察和体验。人类的制度努力是人类理性运用的最可敬佩的部分，人类理性的局限又要求我们以恰当的心态去看待制度永远会面临的挑战。在左派右派、反川挺川的激烈厮杀中，各种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义暴露无遗。只有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回到原则和妥协的框架下来，这个制度才可能有新的希望，而不是顽疾仍在，没落下去。在此，重温当年八十一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的演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富兰克林坦承：
先生们，我承认这部宪法中的若干部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但我没有把握说，我将来永不同意这些部分。活了这么大的年纪，经历过许多场合，由于获得更佳的信息，或经过更周密的思考，责任心驱使我改变原来的观点，哪怕是在重大问题上，原来以为自己正确，后来恰恰相反，因此年纪越大，越倾向于怀疑自己的判断，更尊重别人的判断。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拥有全部真理，凡是别人的观点与他们不同，就认定是谬误。
我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的确是瑕疵。我相信，这一次的政府形式可能治理得好若干年，不过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我也怀疑，不论再开多少制宪会议，未必就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下一批人同样会把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激情、他们的错误观念、他们的地方利益、他们的私人之见，连人召集拢来。为此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不指望还能更好，因为我也没有把握说，现在这部宪法就不是最好的。为了公益，我牺牲我认为宪法中还有谬误的私人之见。
”
富兰克林对于这部宪法的实施前景甚为悲观。他不知道这一制度选择是对还是错，他甚至预测宪法实施不超过三十年就可能被专制取代。实际上，这种忧心忡忡，弥漫于整个会场，弥漫于制宪者们骑着马要回到各州说服同胞批准宪法的路上。他们对于即将诞生的美国制度并不自信，但他们用自己的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用自己的务实和诚实，用自己对相互利益的尊重，用自己对于更高旨意的敬畏，来制定、守护不完美的制度。他们期待后代的人们能不断修复、完善这个制度。正是在这种心态下，美国的制度不断经受挑战，屹立不倒。而每一代人，包括那些反对者们，都在参与塑造着这永活制度的生命。
制度的进步，必定会付出代价。川普大选之争，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重要的是，代价不能白白付出。围绕国会山“政变”，各方仍然纠结于各种细节当中，试图发掘更多危言耸听的内幕。我还是想说，交给专业的FBI去调查吧。更紧迫的，结合富兰克林的肺腑之言，我们，尤其是我们有些华人精英，还是该反躬自问：今天的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在一档华人谈话节目中，谈到因冲击国会而被警察枪杀的退伍军人阿什利女士，几位嘉宾振振有词找各种理由说开枪是正当的，最后说她死于白人文化霸权。看到这里，我陷入了某种悲凉。是的，她死于白人文化霸权，难道她不也死于政治正确的压制，死于撕裂的社会，死于不公正的积累，死于尊严受到的伤害，死于我们不能理解的痛处和喜处，死于她自己，死于我们所有人？在貌似聪明、冷静、科学、客观和优越感无处不在的分析背后，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恰好是一个制度健康维系、社会肌体水乳交融的最重要的部分，那是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身上体现的谦卑、敬畏、节制、悲悯和自省的精神。我们失去了这些，我们的理性更自负了，自负而自卑任性；我们的制度更壮大了，壮大而僵硬脆弱。
很多反对川普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把川普赶走了，这荒诞而疯狂的一页翻过去了，美国社会就回归正常了。另一些人说，不行，还不够，必须彻底清算，创伤是难以抚平的。是的，离我们走向正常，远远不够，除非我们意识到，我们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制度是延续的传统，我们无法割裂历史的负重，也无法把罪过都归于某个替罪羊就可以开辟新的生活。上苍击打骄傲的头颅，人必因骄傲而愚蠢。这话对川普、川普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适用。现代政治让我们更深地陷在自己制造的洞穴当中。政治是人性的角斗场。它放大了人性的恶，也彰显着人性的善。它使这一切变得复杂，善恶难辨，让我们更深的卷入，更深的消耗。让我们有了聪明，却缺少了智慧。当历史公正地评价这个时代发生的故事，我们都已经逝去。
美国大选纷争还未结束，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反复肆虐，自然的危机、制度的危机背后，仍然是人性的危机。我需要回到更源头，去思考什么是人类的美好政治。柏拉图说，灵魂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他是为了了解灵魂的秩序才去研究政治的秩序。我们今天呢，只顾沉陷于政治的秩序当中，却遗忘了灵魂秩序应得的安慰。灵魂秩序落空了，政治的秩序也陷入困顿。有时想想，这个时代，真的很无趣，很不值一提。
那么，人类的状况到底能改善吗？请参考我的另一篇文章：